第057章:皇帝还是强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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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单、粗暴!
这就是朱由校应付天津粮商哄抬粮价的方法,宁可杀错也不放过。以最简单、最快速的方法解决竞争对手,才能迅速稳定局面。
查抄活动还在继续,不仅粮铺被打上了封条,那些粮行的仓库同样也被打上了封条。
很快曹金玉也亲自赶往天津,帮助处理善后事宜。
那些粮行的粮食,很快就被统计、移交给了济民粮行。济民粮行的粮铺很快就开张了,将查抄来的粮食,以每石1两的价格进行零售。同时张贴了一张告示出来。
“天津粮商囤货居奇、哄抬粮价,以至粮价上腾至每石四两,圣上体恤百姓不易,特命锦衣卫查抄奸商囤积之粮,以平抑粮价,但凡查抄粮食,每石止售一两,每人限购半斗。”
这张告示张贴出来之后,百姓纷纷拍手叫好,很快就将济民粮行的粮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。
为了避免那些权贵吃进低价粮,所以现场每人只能买半斗米。当然,老百姓把米拿回家之后还能过来再买。如果有权贵、商人想要大量吃进低价粮,操作就会比较麻烦。虽然不能完全避免,但老百姓总的还是能买到低价粮的。
一番查抄,济民粮行获得了将近15万石粮食,而且把竞争对手全部逐出了天津市场。这15万石粮食毕竟是查抄来的,低价卖掉也不心疼。
天津粮商自然是损失惨重,特么的这是皇帝还是强盗啊?
普通老百姓自然是拍手称快、欢天喜地,可是这些粮商,以及权贵们却是咬牙切齿,把皇帝咒骂了千万遍。
那些文官们,也一个个奋笔疾书,抨击皇帝的强盗行为。就如同当初他们抨击万历皇帝的矿税一般,一道道奏折如雪花飘舞。
皇帝开设的税务局,就是他们的抨击核心。
皇帝把税收绕开他们,这就意味着文官们无法从中截留了。一些十分‘廉洁’的东林党人,同样一个个如同吃了春药一般,大力反对皇帝绕开文官集团进行征税。东林党确实不贪,但是他们治下的税收多数‘飘没’了。这种飘没的意思,就是不征税。不征税也就意味着利益输送,输送给谁了?自然是输送给经商的亲属,或者其他官员的亲属。
亲戚家赚了钱,还能少了他们么?
明末时期,这种分工极为明确,商贾之家如果有两个儿子,可能一个用来继承家业,一个则用来考取功名。兄弟二人紧密合作、振兴家族。
大体上江南繁华地区,家族势力是最为普遍的。而在福建、广东一代,这种全面开发历史不是太久远的地区,则是宗族势力比较主流。宗族的发展,首先要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。
家族的形成,大多都需要富贵最为支撑。一旦败落,或者某个德高望重的长辈过世,就可能会分家。
东林党的很多官员,本身就是出自富裕的商贾之家,自然看不上官场上那点小钱,所以他们不用贪污,只需要进行利益输送就行了。
大明的法律中,这种飘没行为显然是个空子,不用受到制裁。
因而皇帝一旦绕开文官集团,自己派人收税,马上就会捅了马蜂窝,一群官员就会纷纷拿起笔杆,大肆抨击。
万历时期大明经济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盛况,说是盛世也未尝不可,可在这些文官笔下,却变成了民不聊生。
不过这些文官,也仅限于动动笔杆子。而普通老百姓,他们基本上不会和这些文官一起掺和。
在明末当皇帝,脸皮一定要厚。
朱由校面对如雪花飘来的奏折,突然有了兴趣,在养心殿拿了几本出来欣赏这些学八股文出来的官员文笔。
“记下,把名字全部记下。”朱由校神色乐呵呵的,对一边侍奉的司礼监秉笔太监钱国兴说道。
钱国兴也是朱由校从内书堂提拔的太监之一,与李朝庆分别担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和掌印太监。
明代的太监名字都很讨喜,什么进忠、朝庆、国兴,别以为没用,如果一份名单放在皇帝面前,皇帝也许就看这名字顺眼,就提拔上去了。所以内书堂的那群太监,经常都会给自己改一个讨喜的名字。
“是,皇上。”钱国兴立即开始了分类、登记,但凡那些反对征税的官员,名字全部记录在案。
会上这样奏折的官员,意味着他们是既得利益中的一份子,或者是服务于既得利益群体的走狗,日后可以慢慢清算。
如今朱由校越来越感觉太监好用了,因为太监没人权,自己可以说杀就杀,文官可不一样。这些太监就算是贪污受贿什么的,查抄了也能挽回损失。于是朱由校又往税务局里,增派了太监进行监督,东厂和锦衣卫又互相监督,同时还监督这些委派到税务局的太监。
而且太监和皇帝是同一个利益集团的,就算是税收被贪污了一半,起码还有一半能收上来,如果换成官员,崇祯年间浙江茶税甚至出现过15两的情况,而在天启年间,浙江每年能上缴茶税二三十万两。
你要说官员贪污,人家没有贪,只是飘没了,没有征收而已。
随着资本家对政治的渗透,让这些官员去主持税收,连一半的税都收不上来,税收体系基本处于瘫痪状态。
此时京营已经初步训练出来了,朱由校已经可以开始考虑,走武装收税的路线了,从而到处设卡,以遏制商品经济的泛滥。
商品经济泛滥有什么危害?
看看清末历史就知道,大量的外来商品对农村自然经济产生剧烈冲击,使得农村越来越穷。而中国此时是一个农业国家,大部分人口都分布在农村。明代尽管没有西方人的工业化商品冲击中国,但是城镇商人的商品经济活动,一样也会对农村造成冲击,虽然没有那么猛烈,但却是持续不断的。从而使资本集中到城镇,农村依旧是越来越穷。
老百姓生活不安定,自然就会成为潜在的动乱因素。但一个国家产生巨大动荡的时候,这些潜在动乱因素就会被点燃,往往也就是一个王朝灭亡的时候。
朱由校如今要搞一个高效率的敛财体系出来。
税务局、京营、盐业、商品粮、皇民合资企业之间,在京城已经初步构建了一个垄断体系。
这个体系还需要继续完善,不过已经开始向周边城镇进行扩张了。
面对大量反对征税的奏折,朱由校不为所动,开始继续完善税务局的税种。税务局收税原则是很简单的,和万历时期一样,那就是不要影响到普通百姓的生活。朱由校建设的这个体系,实际上就是在和商人、权贵争抢利益。
这天朱由校再次微服出宫,开始寻找可以征税的目标。高档酒楼、旅店,还有典当铺、钱庄、古玩铺、标行之类的商铺都可以征收营业税。茶、酒、烟草、皮草、丝绸之类,则可以征收商品税。征税之后,他们爱提价怎么的,朱由校可不管,反正是把成本转嫁到收入较高的群体头上,普通老百姓并不受影响。PS:第二更!
简单、粗暴!
这就是朱由校应付天津粮商哄抬粮价的方法,宁可杀错也不放过。以最简单、最快速的方法解决竞争对手,才能迅速稳定局面。
查抄活动还在继续,不仅粮铺被打上了封条,那些粮行的仓库同样也被打上了封条。
很快曹金玉也亲自赶往天津,帮助处理善后事宜。
那些粮行的粮食,很快就被统计、移交给了济民粮行。济民粮行的粮铺很快就开张了,将查抄来的粮食,以每石1两的价格进行零售。同时张贴了一张告示出来。
“天津粮商囤货居奇、哄抬粮价,以至粮价上腾至每石四两,圣上体恤百姓不易,特命锦衣卫查抄奸商囤积之粮,以平抑粮价,但凡查抄粮食,每石止售一两,每人限购半斗。”
这张告示张贴出来之后,百姓纷纷拍手叫好,很快就将济民粮行的粮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。
为了避免那些权贵吃进低价粮,所以现场每人只能买半斗米。当然,老百姓把米拿回家之后还能过来再买。如果有权贵、商人想要大量吃进低价粮,操作就会比较麻烦。虽然不能完全避免,但老百姓总的还是能买到低价粮的。
一番查抄,济民粮行获得了将近15万石粮食,而且把竞争对手全部逐出了天津市场。这15万石粮食毕竟是查抄来的,低价卖掉也不心疼。
天津粮商自然是损失惨重,特么的这是皇帝还是强盗啊?
普通老百姓自然是拍手称快、欢天喜地,可是这些粮商,以及权贵们却是咬牙切齿,把皇帝咒骂了千万遍。
那些文官们,也一个个奋笔疾书,抨击皇帝的强盗行为。就如同当初他们抨击万历皇帝的矿税一般,一道道奏折如雪花飘舞。
皇帝开设的税务局,就是他们的抨击核心。
皇帝把税收绕开他们,这就意味着文官们无法从中截留了。一些十分‘廉洁’的东林党人,同样一个个如同吃了春药一般,大力反对皇帝绕开文官集团进行征税。东林党确实不贪,但是他们治下的税收多数‘飘没’了。这种飘没的意思,就是不征税。不征税也就意味着利益输送,输送给谁了?自然是输送给经商的亲属,或者其他官员的亲属。
亲戚家赚了钱,还能少了他们么?
明末时期,这种分工极为明确,商贾之家如果有两个儿子,可能一个用来继承家业,一个则用来考取功名。兄弟二人紧密合作、振兴家族。
大体上江南繁华地区,家族势力是最为普遍的。而在福建、广东一代,这种全面开发历史不是太久远的地区,则是宗族势力比较主流。宗族的发展,首先要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。
家族的形成,大多都需要富贵最为支撑。一旦败落,或者某个德高望重的长辈过世,就可能会分家。
东林党的很多官员,本身就是出自富裕的商贾之家,自然看不上官场上那点小钱,所以他们不用贪污,只需要进行利益输送就行了。
大明的法律中,这种飘没行为显然是个空子,不用受到制裁。
因而皇帝一旦绕开文官集团,自己派人收税,马上就会捅了马蜂窝,一群官员就会纷纷拿起笔杆,大肆抨击。
万历时期大明经济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盛况,说是盛世也未尝不可,可在这些文官笔下,却变成了民不聊生。
不过这些文官,也仅限于动动笔杆子。而普通老百姓,他们基本上不会和这些文官一起掺和。
在明末当皇帝,脸皮一定要厚。
朱由校面对如雪花飘来的奏折,突然有了兴趣,在养心殿拿了几本出来欣赏这些学八股文出来的官员文笔。
“记下,把名字全部记下。”朱由校神色乐呵呵的,对一边侍奉的司礼监秉笔太监钱国兴说道。
钱国兴也是朱由校从内书堂提拔的太监之一,与李朝庆分别担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和掌印太监。
明代的太监名字都很讨喜,什么进忠、朝庆、国兴,别以为没用,如果一份名单放在皇帝面前,皇帝也许就看这名字顺眼,就提拔上去了。所以内书堂的那群太监,经常都会给自己改一个讨喜的名字。
“是,皇上。”钱国兴立即开始了分类、登记,但凡那些反对征税的官员,名字全部记录在案。
会上这样奏折的官员,意味着他们是既得利益中的一份子,或者是服务于既得利益群体的走狗,日后可以慢慢清算。
如今朱由校越来越感觉太监好用了,因为太监没人权,自己可以说杀就杀,文官可不一样。这些太监就算是贪污受贿什么的,查抄了也能挽回损失。于是朱由校又往税务局里,增派了太监进行监督,东厂和锦衣卫又互相监督,同时还监督这些委派到税务局的太监。
而且太监和皇帝是同一个利益集团的,就算是税收被贪污了一半,起码还有一半能收上来,如果换成官员,崇祯年间浙江茶税甚至出现过15两的情况,而在天启年间,浙江每年能上缴茶税二三十万两。
你要说官员贪污,人家没有贪,只是飘没了,没有征收而已。
随着资本家对政治的渗透,让这些官员去主持税收,连一半的税都收不上来,税收体系基本处于瘫痪状态。
此时京营已经初步训练出来了,朱由校已经可以开始考虑,走武装收税的路线了,从而到处设卡,以遏制商品经济的泛滥。
商品经济泛滥有什么危害?
看看清末历史就知道,大量的外来商品对农村自然经济产生剧烈冲击,使得农村越来越穷。而中国此时是一个农业国家,大部分人口都分布在农村。明代尽管没有西方人的工业化商品冲击中国,但是城镇商人的商品经济活动,一样也会对农村造成冲击,虽然没有那么猛烈,但却是持续不断的。从而使资本集中到城镇,农村依旧是越来越穷。
老百姓生活不安定,自然就会成为潜在的动乱因素。但一个国家产生巨大动荡的时候,这些潜在动乱因素就会被点燃,往往也就是一个王朝灭亡的时候。
朱由校如今要搞一个高效率的敛财体系出来。
税务局、京营、盐业、商品粮、皇民合资企业之间,在京城已经初步构建了一个垄断体系。
这个体系还需要继续完善,不过已经开始向周边城镇进行扩张了。
面对大量反对征税的奏折,朱由校不为所动,开始继续完善税务局的税种。税务局收税原则是很简单的,和万历时期一样,那就是不要影响到普通百姓的生活。朱由校建设的这个体系,实际上就是在和商人、权贵争抢利益。
这天朱由校再次微服出宫,开始寻找可以征税的目标。高档酒楼、旅店,还有典当铺、钱庄、古玩铺、标行之类的商铺都可以征收营业税。茶、酒、烟草、皮草、丝绸之类,则可以征收商品税。征税之后,他们爱提价怎么的,朱由校可不管,反正是把成本转嫁到收入较高的群体头上,普通老百姓并不受影响。PS:第二更!